家庭教育指导师1
家庭教育指导师2
北京的曹女士突然发现在自己家做保洁工作的朱姐是个“宝藏”：她不仅是一家小私人公司的在职保洁员，每天朝九晚五到公司打卡上班，每周还会抽三个晚上固定给三个家庭做保洁，而且从上个月开始她又多了一份周末的工作——“接单”做家庭教育指导师。
“朱姐在我家干了好几年了，我印象中她只有初中学历，朱姐告诉我她在网上听了几次课、考了两次就拿下了证书。”曹女士说，“我真的挺震惊的。”
让曹女士震惊的并不仅仅是朱姐的初中学历，而是“初中学历”“几堂网课”“拿证营业”等几个元素组合在一起后给她的震撼。
近些日子，“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个词的曝光率颇高。一方面，不少公众号针对它推送了带着“职业前景非常广阔”“未来五年的‘金饭碗’”“时薪上千元、年薪数十万元”等充满各种诱惑字眼的文章；另一方面，多个媒体曝光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考证背后的“猫腻”。
那么，家庭教育指导师证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有没有进入的门槛？考证热背后有没有深层次的原因？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名考证者和专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剖析。
报名≈零门槛
这几年，整个社会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提高，特别是从今年起《家庭教育促进法》开始正式实施，家庭教育也从家事上升为了国事，很多家长亟须家庭教育指导，于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和考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那么，什么人拥有“指导”的能力？对“指导师”有没有一个最低的条件要求呢？
带着跟曹女士相同的疑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网上搜索了多家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考证报名机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发现，不少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机构对考证者设置了进门的门槛，很多机构在文字介绍中明确地写着：大专以上学历可以报考。
如果，报考者的学历不达标会怎样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随机点开了一家机构的网页，选择了“初中学历”并留下联系电话，很快，工作人员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官方要求大专以上学历都可以报考，如果学历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帮忙进行学籍补录。”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那么，什么是学籍补录呢？
工作人员回答：“就是通过机构内部渠道进行学籍补录，直接可以补录成本科学历，然后直接就能考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了。”
为了证明学历较低的人也能成功报名，工作人员给记者发了两个登记表的截图。记者发现，两位报名者的“学历”一栏写的都是：初中，在“专业”一栏，有一个写的是“定做沙发套”，而“有无从业经验”那一栏写的则是：“有夫妻生气，我经常劝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进行了多家机构的对比后发现，绝大多数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师报名考试的机构对报考者的学历基本没有要求，即使有要求，也仅仅存在于字面上——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报考几乎是“零门槛”。
“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提出其实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国家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依法带娃”成为必须，但是我国高校很少设有培养家庭教育人才的专业。在需求和供给出现脱节的时候，培养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个折中的办法就出现了。
无论是否是权宜之计，仅从逻辑上推论，能够称得上“指导师”的人应该具有比被指导者更高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训练和专业素养，但是，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简单的“亲历”中发现，并不是所以报考者都具备这种“专业”特质。
考前“真题” ≈“真的”考题？
其实，“起点低”的难题很好破，只要肯学习。而报名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试的人应该都是“肯学习”的，不过，当报名者们带着美好的愿望报名后，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长。
河南的吕红(化名)之前在一个培训机构做“一对一”辅导，随着“双减”政策对学科类培训的治理，吕红面临转行。在分析了自己的优劣势之后，她把目光投向了家庭教育指导师。
“工作几年了，真是遇到了千奇百怪的孩子，我发现家长配合度高的孩子通常比较‘好带’，我也有实际的经验，就想试一试。”吕红说。
于是，吕红报了名。
不过，交过钱之后吕红才发现，培训并没有想象中的丰富：开始前，培训机构会提供4天的线上录播课程，快考试的时候机构会发一份文件，文件上都是题目。“虽然工作人员不会说这些就是原题，但是他们会说，只要认真复习这些题，90%的人都会通过考试。”吕红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接触了多个参加考试的人都提到了类似的一套题。
考试前发“押题卷”或者“模拟真题”，似乎已经成了考试机构的“规定动作”。多位采访对象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些“真题”几乎包括了所参加考试的全部考题。
“只要认真看几遍，几乎都能考过，至于那些培训你看没看、看了多少、知识掌握了没有，没有人管。我发现了这些‘猫腻’后，觉得这完全就是骗钱行为，想起来签合同时工作人员提到过‘全额退款’，于是就不想学了。”吕红说，但是，当真的要退款时，工作人员的态度发生了翻转，完全不承认“全额退款”的说法，只是在不停地重复一句话，“如果两次都考不过可以退2000元(学费3980元)，如果不考试一分钱也不退。”
回头再琢磨时，吕红发现自己报名的过程完全是在被工作人员牵着鼻子走，“他们告诉我，下个月国家就会对考试进行调整，报名考试的门槛会大大提升，考试的难度也会增加，‘简单’考试的报名截止日期恰好就是我咨询的那一天。”吕红说。
距离吕红报名考试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接触的每一家机构中都听到了相同的话：“国家下个月就要对考试进行调整，这是调整前的最后一次考试了。”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绝大多数报名者都是在报名咨询那一天，“恰好”赶上了报名的截止日期。
“被忽悠”“花钱买了个证”，成了众多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证者不得不咽下的“黄连”。而让这味药更加难以下咽的是，仅有的那几天培训课程的“含金量”也并不高。
“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存在很多问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
孙宏艳说，家庭、学校、社会、环境任何一块短板其实都决定了家庭教育的质量。所以对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应该是成体系的，现实中的情况是，“这些培训机构都会外请一些专家去讲课，并不是这些专家讲得不好，而是每一个专家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而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哪个专家有时间哪个专家来讲，这些都增加了培训的随机性。”孙宏艳说，培训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个课程体系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多年从事家庭教育研究的专家介绍，前些天就有两个公司上门来与他所在的研究中心谈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的合作，“我扫了一眼他们拿出的专家名单后，立刻就停止了洽谈，因为名单上的大多数名字是我压根儿没有听说过的。”这位专家说，这些公司之所以来谈合作无非是看中了研究中心的官方背景，“我们不能成为帮他们赚钱的工具。”
含金量不高的培训肯定换不来含金量高的证书。去年年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中并不包含家庭教育指导师。
这也成为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市场上的“软肋”。中青报·中青网对多家考证机构进行了梳理，很多培训机构对“谁来发证”进行了模糊处理，而一些在咨询电话中被工作人员反复强调的发证机构，已经在其网站的明显位置贴出了公告：“涉及‘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项目全部停止招生”“违规宣传、招生等行为将追究法律责任”……
考证“凶猛”的背后是家长内在的焦虑
看起来“凶猛”的考证热在专家看来更像是泡沫。
“考了证就有很多家庭等着你来指导、能挣很多钱？这些更多的是商业炒作，也更是主观想象，事实上不会、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储朝晖说。在他看来，家庭教育培训市场不可能达到中小学生培训的热度，“因为，刚需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大家要冷静对待。”
专家虽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但是，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证热背后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
“《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以后，无论对家长还是对家庭教育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孙宏艳说，家长必须要提高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另外，家长对自身的教育水平也有了更高的期待，“吃饱穿暖”早已不是家长对自身职责的认定了。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有了在家庭教育方面进行系统提升的需求。
很多机构也确实“把脉”精准。一位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目标客户除了从事家庭教育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士外，更多的是家长，尤其是那些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家长。
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一个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职业培训，也是针对家长的技能培训。
除此之外，随着“双减”政策的不断推进，长期困扰家长的“上几个课外班”“上哪些课外班”等外在焦虑基本消失了，但是一些多年应试竞争压力下形成的一些惯性思维所带来的焦虑还没能马上化解掉。比如，“有些家长依然存在着‘万一别人的孩子没有减负我们是不是吃亏了’的顾虑，”孙宏艳说，还有些家长则抱着“如果别的孩子都‘减负’了我还能想办法偷偷补一补，是不是就能‘弯道超车’了”的想法。
储朝晖认为，无论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家庭教育培训都不应该由商业公司的商业行为主导，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储朝晖的观点得到不少专家的认同，
“还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要把家庭教育培训的内容纳入一种公共服务的范围里，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来为家长服务。”孙宏艳介绍，中国台湾地区就有一种比较合理的做法，“把家庭教育的培训放在社区里，专业人士可以在社区内用沙龙等形式，随时随地对社区内的爸爸妈妈进行指导。”
储朝晖透露：“家庭教育指导师的相关规范已经在酝酿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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