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7岁女孩周雯(化名)时，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淀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李思瑶不愿将她与一起“隔空猥亵”案联系在一起。
李思瑶清楚地记得，那天周雯梳着两条辫子，左侧鬓角旁夹着一只粉红色的发卡，是《玩具总动员》中草莓熊的图案。李思瑶刚要开口说话，周雯迅速低下了头，怯生生地说，“我真的很后悔在网上接触坏叔叔”。
周雯口中的“坏叔叔”是海淀检察院办理的“舒某猥亵儿童案”的被告人。据舒某供述，3年内，他“隔空猥亵”未成年人40余名，受害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中无一人报案。目前，他被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此案已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中。
检察机关建议顶格判处被告人
2022年7月，某短视频平台专项巡查中，发现了多个异常账号，可能涉及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于是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报案。海淀分局调查核实后，将涉嫌“隔空猥亵”的嫌疑人舒某抓捕归案。2022年9月，海淀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了舒某。
据舒某供述，从2019年下半年起，他先后诱骗或胁迫40余名未成年人在线裸聊、做出淫秽动作、提供裸照视频等。当李思瑶等办案人员打开舒某存储的电子数据时，被深深地刺痛了。“舒某的手机里有40多个文件夹，全部以受害未成年人的名字命名，都是受害女孩们的隐私照片、视频等。”
看着文件夹中一张张天真的脸庞，李思瑶非常气愤。“这是我的心愿，希望他受到法律严惩。”李思瑶说。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2020年至2022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利用电信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761人，起诉“隔空猥亵”“线上联系、线下性侵”等犯罪占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近六分之一。
2023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实施，《解释》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以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等，以强制猥亵罪或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
2023年8月，海淀检察院将此案移送至海淀区人民法院。海淀检察院对舒某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15年。李思瑶解释说，近年来，我国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体系日益健全，依据刑法和《解释》规定，猥亵儿童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15年。“‘舒某猥亵儿童案’无论从作案手段、受害人数量还是案件影响来说，都非常恶劣，希望通过此案警示那些潜在的施害者。”
40多名未成年受害人的监护人无一人报案
办理“舒某猥亵儿童案”的过程中，海淀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田然第一次接触了“隔空猥亵”。
田然发现，3年间，未成年受害人的监护人无一人报案，舒某作案手段花样繁多，“交闺蜜”是惯用手段之一。
田然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90后无业人员舒某善于伪造身份，专门在网络上寻找10岁左右的女孩作为作案目标，因为“她们比较好骗”。案发前，他每天长时间“泡”在网上，刷短视频寻找“猎物”。“我是被养父母收养的，可他们对我不太好，经常把我独自关在家里，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找到“猎物”后，舒某利用精心打造的人设主动向女孩们示好。
想和舒某成为“闺蜜”，必须通过“闺蜜三部曲”的考验。舒某要求女孩们和他交换基本个人信息，如姓名、年龄、学校、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等，随后，舒某会向受害女孩发送自己虚假的隐私照片，要求交换，如果被拒绝，舒某就会展开心理攻势，“我都发给你了，你不发给我，是不是嫌弃我啊”“我可是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那我去告诉你爸妈你偷偷上网”……在舒某的软磨硬泡和威逼利诱下，不少受害的未成年女孩一步步走进圈套。
令检察官们吃惊的是，很多未成年受害人的监护人直至案发，都深信舒某是名年仅10岁的女孩。为精准确认受害者信息，办案期间，他们先后前往多个省市，“记不清吃了多少闭门羹”。李思瑶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办理“隔空猥亵”案面临的最大难点之一就是未成年受害人的家长不配合，以及对孩子的不理解和责备。
“事情都过去了，别再打电话来了，我们不用追究他(舒某)的责任。”受害女孩的母亲刘霞(化名)不愿让女儿回忆起那段伤心事，面对李思瑶的多次来电，刘霞有些冷漠。李思瑶说，现有证据显示，刘霞的女儿被侵害长达3年，是被侵害时间最长、被侵害情形最恶劣的一人，她希望将舒某被绳之以法的好消息告诉女孩，“让她别再担惊受怕了”。
另一位母亲黄岑(化名)得知舒某被捕的消息，激动得泣不成声。“一年多了，我心里绷着的这根弦终于放下，能睡个好觉了。”黄岑说，一年前，她偶然发现女儿被舒某威胁、拍摄裸照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舒某，想和他对质，舒某的一番话让她慌了神。“你报警吧，反正你女儿的名字、学校我都知道，到时候我把照片发给她的同学和老师。”黄岑吓得挂断了电话。
中小学防范侵害未成年人机制亟待建立
近日，在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任雪峰提出了《加强中小学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监管机制制度建设》的提案。
任雪峰提出，个别学校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仅停留在法治课堂层面，学校内部在监督管理方面的相关制度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弱、程序不清晰、责任不明确。他建议，学校要将中小学生保护机制全面制度化，从“一把手”到各年级主任、班主任、任课教师，均要明确对学生的保护职责，建立有效的追责、惩戒机制，倒逼他们真正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郗培植注意到，近年来，性侵害犯罪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比例持续升高；性侵害犯罪受害人日趋低龄化；隔空猥亵、网络性引诱等新型犯罪具有代表性。
“父母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人，要时刻关注孩子的成长与变化。”郗培植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解释》实施已半年有余，应当继续做好《解释》的宣传，向不法分子发出明确信号，性侵害未成年人要从严从重处理，让更多的家长与孩子关注防性侵教育，提高警惕性。各级司法机关在起诉、审判等环节中要严格把握《解释》精神，严格适用《解释》，做到罪刑统一、刑罚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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